范文程之死_范文程劝多尔衮入关的原话

1.他是大清第一谋士，取大明江山易如反掌，一句话让人死无葬身之地，他是谁？

2.你们认为多尔衮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呢？请赐教！

3.何谓：清帝入关？

4.急！有关多尔衮的历史文献急！

1644年4月23日山海关大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场决定中原王朝和辽东大清王朝命运的大战，谁取得战争的胜利，谁就能赢得天下。

最终，大清王朝取得了胜利，打开了通往关内中原地区的大门。

这次清军南下，终极目标就是征服中原，获得中原广袤肥沃的土地，占领中原汉族人统治的江山社稷，把大清的势力范围从关外扩展到中原。

因此，从南下的第一天起，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明确下令，约束自己的战将们不能烧杀掠夺，必须争取民心。多尔衮自己不仅有这个认识，他身边的汉臣也都一一建议，提醒他在占领中原城池后，要注意安定民心，让中原汉族对关外满族人有一个良好认知。

多尔衮天纵聪明，当然知道如何安定民心，于是，他取了一些措施，让老百姓从心里认可大清王朝。

首先，在山海关大战取得胜利之后，他让范文程写了一个檄文，向山海关城里的大明老百姓、官吏说明大清此次出师中原的目的，檄文写道： “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归来，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害汝。”

同时，他让吴三桂一边追击大顺军，一边设法安抚大明百姓，让人心惶惶的老百姓安定下来。他知道吴三桂是汉人，又是明朝旧官吏，也是刚刚投降大清被册封为平西王的大清官员，认为让他出面安抚大明官吏百姓效果会比自己亲自出面安抚好，大明的官吏百姓应该从心里能更容易接受吴三桂一些。所以他就让人以吴三桂的名义又写了一道檄文，让他在征讨“闯贼”的过程中，向沿途大明官吏百姓进行广泛宣传，打消民众对大清国的敌对情绪，号召大明官吏百姓都能像吴三桂一样，顺应潮流，投奔到大清国的旗帜下，一起开创一个崭新的王朝。

吴三桂的檄文这样写道： “平西王吴，为安抚残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闯李自成容诛，窥窃神器，滔天罪恶，馨竹难书。荷蒙大清朝垂念历世旧好，特命摄政王殿下大兴问罪之师，怀绥万帮，用跻和平之城，仁声所播，义无拂命。……为此示仰一带地方官生军民人等，务期仰体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诚皈命，各安职业，共保身家，毋得执拗迷谬，自罹玉石俱焚之惨，未便。特谕。顺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榜。”

从这篇檄文落款的日期看，正是吴三桂薙发正式投降清军的时间，也是他被册封为平西王后，带领关宁铁骑追击大顺军的日子。

过去一方向另一方发动着战争，或者安抚民众，找一些文字功力强劲的知识分子写一遍讨逆檄文，基本是形成了一个套路，千百年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多尔衮的安排文字高手写的这两篇檄文也确实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很多地方被清军占领，找不到大顺军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官吏、绅士、农民也是望风而逃，对于来自于北方的满族军队，大家骨子里认为他们是一群不眨眼的野兽，所以充满的害怕和惶恐，只有逃之夭夭。

但大家看了多尔衮、吴三桂发布的檄文之后，宣传效果很快显露出来，七上八下的心理终于渐渐冷静下来，有大胆之人，甚至主动接触清军。有以下两个例证可以证明。

其次，多尔衮安抚大明官吏百姓的办法就是赐袍封官、开仓济民、约束军队，以此来获得民心。

多尔衮率领大清军队走到抚宁时，原来的知县候益光等人就带领自己手底下一帮人早早来到城外五里外的地方，按照汉族官场上的礼仪，迎候多尔衮。

多尔衮见到候益光后，赐给他袍服，令他仍旧当抚宁县知县。还开仓赈济百姓。并发布告示，让百姓各安其业，让军队不许入城，一律在城外以西十里外宿营。

后来，多尔衮率领清军一路南下，到达昌黎、滦州、开平卫、丰润等地，各地官吏率老百姓均出来迎接，并举行投降仪式。多尔衮依旧给这些官吏赐给袍服，依旧下令开仓赈济，让官吏和百姓得到实惠。同时依旧下令军队不得入城骚扰百姓，严明军纪。

这些收买民心、安抚汉族官吏豪绅的举措，很快博得了大明后来变成大顺官吏绅士的好感，也让惶恐不安的老百姓松了一口气。这些安民宣传措施，为刚刚入关的大清进一步看到统治关内的希望，让多尔衮对吞并中原更加充满信心。

1644年4月30日，多尔衮率军达到蓟县。这天夜里五更时分，李自成命人放火烧了北京皇城和九门城楼，并带着大顺军逃出北京。多尔衮得到消息之后，知道北京城已经被李自成劫掠一空，大顺军不除，就会严重影响大清在中原的统治，于是命令吴三桂、阿济格、多铎率军继续追击大顺军，不要急着进入北京。

5月1日，多尔衮达到通州，第二天一大早，便动身前往北京。

北京城里一些明朝的官吏绅士在大顺军撤出之后，以为大明朝又要复辟了，所以大家自发组织起来，一方面熄灭了被李自成焚烧的大殿之火，一方面又为崇祯皇帝设立了牌位，准备发丧哭灵。他们并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降了大清，只听人说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夺回了太子，将要奉命太子回到北京即皇帝位，振兴大明天下。

5月2日一大早，北京城里这些明朝遗老遗少早早来到朝阳门前，设坛焚香，恭恭敬敬地迎接大明功臣吴三桂、明太子和大清义师。明朝锦衣卫官吏还为大明太子准备了銮仪法驾。一个个都毕恭毕敬地跪伏在朝阳门外的土地上，大气都不敢出。

嘈杂的马蹄声从远处传了过来，越来越近，这些官员更加诚惶诚恐。等待多尔衮骑马走进，迎候的官吏豪绅们才看清楚，骑在马上的哪里大明的太子，而是穿着胡服扎着辫子的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吴三桂和明太子的影子都没有，这一下让他们在场的每个人惊愕不已。但久历官场的他们身处乱世，对这种城头变化大王旗的事情司空见惯，所以在惊愕之后，很快就明白过来了，这天下看来已经是大清的了。

于是，众官员在镇定下来之后，立刻请多尔衮换乘大明皇帝的辇车进城。多尔衮起初看到这种规格的仪式，很自然地推辞了，并说自己是效法周公辅佐幼主，不能乘坐辇车。明朝的遗老遗少自然也答应，说周公也会坐在王位上代替君王管理国家大政，摄政王自己有这个资格乘坐辇车。

这样一说，多尔衮终于同意坐皇帝辇车进入北京，同时告诉这群大明故臣官吏，自己是来平定天下的，不能不听大家的意见。今后很多事情我还需要和你们大家一起商量。

入城之后，多尔衮从长安门进入皇宫，来到武英殿，下辇升坐，明朝大小官吏以及宦官七八千人向他行跪拜之礼，伏呼万岁。

从4月初开始起兵入关，到山海关大战，再到5月2日进入北京，多尔衮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大清国二代皇帝未能实现的入关梦想，稳稳坐在大明天子坐过的皇帝宝座上。这一切来的太快了。

大清从关外打进关内，磕磕碰碰几十年，只有这次是最真实的。

他是大清第一谋士，取大明江山易如反掌，一句话让人死无葬身之地，他是谁？

清军入关是指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中国东北以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清朝的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攻占京师（今中国北京）、开始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的历史。广义上是指1644年清军入关后镇压农民军、消灭南明诸等汉族反抗武装的一系列由北至南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它标志着清王朝在中国统治的开始。清军入关使中国社会发生一连串重大变化，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在和一些外国，清军入关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背景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明崇祯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张献忠也率军进入四川。就在明末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洲军事集团已经蠢蠢欲动。　满洲是通古斯人分支女真族的后裔，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天聪九年）改族名为满洲。女真（满洲）在历史上曾建立大金国，与南宋对峙。明廷曾设奴儿干都司来统辖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天命元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建立了后金汗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八旗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击溃明军，并趁势夺取辽东（今辽宁）七十余城。天启五年（1625年，天命十年）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沈阳，改称“盛京”。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被明将袁崇焕一炮打死（一说病死）以后，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崇祯九年（1636年，清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效明朝陆续建立机构，又东征朝鲜，西联蒙古，势力日益强大。　满洲人看到明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占据中原的野心。他们一方面招降纳叛，对明朝官僚尽力收买，诸如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满洲，得其重用，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烧杀抢掠，甚至三度包围京师，造成“己巳之变”等朝野震惊的事变，清军最深曾攻入济南。满洲军先后掳走汉人万（其中包括明朝德王朱由枢），掠夺财帛牲口无数。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满洲贵族曾经致书李自成，招诱农民军，要和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1]，遭到农民军断然拒绝。李自成攻占京师，推翻明王朝，满洲贵族大为震动。　　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京师时，在是否归顺大顺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然而最终向满清屈膝投降（因为李自成扣押了他的父亲吴襄以及其部将刘宗敏抢夺了的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就是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他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而多尔衮在意再三推辞下，终于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进兵中原。　事实上，满洲对此早有准备。范文程在清朝问鼎中原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明朝灭亡前夕，清国便决定派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统兵伐明，企图再次大掠中原。而几乎在李自成进京的同时，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觉到明朝将亡，便奏请清廷占领中国。李自成进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入盛京（今辽宁沈阳）参与入关决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点（如肆意山海关

刑讯拷问明朝大臣、强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赃、贪图子女玉帛等），断言“可一战破也”，极力鼓吹说：“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衅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还要求清军改变一味掠夺的策略，称：“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若将统一区夏（即华夏），非乂安百姓不可”[2]而多尔衮本来就有吞并中国的野心，在范文程的鼓动下，满清当局立即下令连日急骤兵马，十多万八旗精锐迅速涌向中原。清军本来打算从西协和中协（即今北京市北面及其附近的长城）入关，然而行军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得吴三桂“乞师”之信，多尔衮为顺利入关并且让吴三桂彻底投入清朝阵营，拒绝了吴三桂的请求。最终吴三桂剃发称臣，归降清朝，多尔衮遂出兵从山海关长驱入关。因此，清军入关可以说是必然的。　得到满洲的帮助后，吴三桂又发布檄文，号召汉族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支持满洲贵族对农民军发起反攻。清统治者与吴三桂的结合，给农民军造成了不利的形势。李自成曾派人招降吴三桂，在吴三桂拒绝 后，他立即率兵东征。大顺永昌元年（1644 年，清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早在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多尔衮先命吴三桂迎战李自成大顺军。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详见山海关大战）。清军正式入关。山海关之战是农民军从反明斗争转向抗清斗争的起点，从此以后，上升为主要矛盾。　山海关败后，京师不能守，四月三十日，农民军放弃北京向陕西撤退。五月一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清顺治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迁都京师。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迁都京师，“定鼎燕京”。　满清统治者知道汉族地主阶级是可以收买的，也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农民军。于是用各种手段拉拢汉族官僚地主，他们宣称“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厚爵，并为崇祯帝发丧，替汉人“报君父之仇”，又宣布废除三饷加派，这对汉族地主都很有利。当时北方的官僚地主纷纷迎降，与清统治者合作镇压农民军。农民军撤退过程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 （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守将陈永福被俘。到五月初多尔衮入据京师时，清朝已经拥有了北直隶、山西、山东等省份。　随着清军入关，大量满洲人（包括少量蒙古人、鄂伦春人、赫哲人、锡伯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涌入中原，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魏晋、唐朝、金朝、元朝之后又一次边疆民族向内地的大迁徙。然而这次却不能算是民族融合。因为满清一直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迁入中国的满洲人中，约有一半驻扎京畿，号称“禁军”，即“禁旅八旗”。满清赶走了原来居住在京师“京城”（即内城）的居民以安置“禁军”，非旗籍汉人只准在京城中进行商业活动而不准常住。其余的满洲人则作为“驻防八旗”而驻防在全国各要地，如江宁（今南京）、镇江、荆州、成都、杭州、福州、广州、西安、宁夏（今银川）、徐州、平阳、济南、德州等地。清在这些城市中往往为他们专门修筑一座子城，即“满城”。有清一代，任何汉人不得进入满城，地方官吏（包括本省督抚）都无权过问满城事务，满城都归将军、副都统或城守尉管理，完全就是国中之国。这些畸形城市都在民国以后被拆除，但不少城市仍然保留着与满城有关的遗址或景点，著名的有成都的“少城”等。清只允许满人做职业军人或官吏，所需全部由朝廷供养。这导致后来满人大都成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也就是著名的“八旗子弟”。可是在清军入关战争中，八旗兵骁勇善战，是清军的主干力量。　同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大臣在陪都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延续明王朝的宗庙社稷，史称“南明”。朱由崧就是明安宗，也就是世称的弘光帝。这个小朝廷幻想同满洲议和，一起剿灭农民军。这时农民军领导的内部发生了分裂，李岩请分兵河南，为牛金星谮杀。尽管如此，李自成还是拥有几十万军队，仍然在河北真定，井陉、河南怀庆、陕西潼关等地继续抗击清兵和明朝残余的军队。　满清统治者在笼络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军的同时，对汉族人民施行了圈地、剃发和屠城等等民族高压的措施。各地人民都起来反抗满清统治者。京畿的昌平、三河，以及冀中、苏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人民的反清斗争， 风起云涌，如山东西部的榆园军，山东东部的青州起义军，山西西部吕梁山区的起义军，河南怀庆、卫辉等地的起义军，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武装。在这些起义军中都有被清军打散的李自成旧部参加，他们或是独立作战，或是策应李自成的军队抗击清兵。[3]　清顺治二年（1645 年，南明弘光元年）初，满洲统治者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清军穷追不舍，农民军节节败退，军心愈发涣散。这年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县九宫山。李自成死后，除去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继续统率农民军余部之外，另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等统率的农民军十余万人也由陕西赶到。他们决定与南明的抗战将领何腾蛟、堵胤锡的军队联合，在湖广抵抗清兵。　同时，清统治者诱降在四川的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也遭到拒绝。李自成败退陕西时，张献忠便和李自成相约共抗清兵。顺治三年（1646 年）冬，清统治者派肃亲王豪格进攻四川大西，张献忠撤离成都，迎击清军于川北西充的凤凰山，遇伏而死。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艾能奇等人，也在川南云贵一带与南明永历（桂王）合作，继续抗清。

江南人民和南明诸的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春，由西安回师江南的清军多铎部从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分兵三路，大举攻打南明弘光。清军先攻占弘光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归德（今河南商丘），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四月初九，清军由归德分成两路，一路由多铎率领，进攻亳州，指向淮南，一路由都统准塔率领，进攻砀山、徐州，指向淮北。弘光岌岌可危。　然而这时弘光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甚至出现了南明版“三大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弘光帝朱由崧昏庸无能，朝政把持在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的手中，这些人只知排斥异己，卖官鬻爵。镇守江北 四镇的四个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在大敌当前之时，互相争权夺利， 彼此仇怨极深，都不以国事为重。所以当时江南有句民谣说：“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4]。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但史可法内受朝廷的牵制，江北四镇又不听指挥，处处遭到困难，再加上当时驻防湖北的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进攻南京，局势更是危如累卵。顺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四月十八日，清军包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誓死不降。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出城投降，守城力量更为薄弱，多铎曾先后给史可法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二十五日，清兵以大炮轰塌城墙西北角，攻破扬州。多铎纵兵大肆居民十天，死难者超过80万[5]，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战败被俘，不屈牺牲。　五月二十四日，清军逼近南京，赵之龙、钱谦益跪地献城，南京沦陷。弘光帝（福王）不久后被执于反映清军攻陷南京的《多铎得胜图》

芜湖，次年被杀。不久，清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代替多铎，赴南京总督军务，加强政治招抚。博洛、李成栋、刘良佐等率清军进攻杭州，一路上，南明地方官员纷纷投降。六月十三日，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投降。与此同时，阿济格在湖北镇压大顺军主力后，沿江东进。沿途明军左梦庚、金声桓部三十六营共十几万军队倒戈降清，清兵既而南下，占领南昌等城。　同年六月，清廷下令江南人民剃发易服。蓄发是汉族人民传统的风俗，《孝经》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孝之始也。”要强迫剃发，是汉族人民不能接受的。清军入关时，曾在北方下令剃发，三河县等地的人民就举行过反剃发的斗争。此时，江南各地的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有一首诗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钱澄之《三吴兵起事答友人问》）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地人民的斗争为最激烈。江阴人民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立下“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誓言，在二十四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了八十一天[6]。嘉定人民也组织乡兵，据城不降。在江阴、嘉定相继失陷后， 两地的人民都遭清军的，史称“江阴屠城”、“嘉定三屠”。　这两次人民的抗清斗争，对后来东南各地人民的坚持抗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清军的主力，使得在浙江的鲁王和在福建的唐王得以从容建立起来。顺治二年（1645 年，隆武元17世纪南方抗清形势图

年）六月，明朝士绅张国维等迎鲁王朱以海于绍兴，号称监国。不久，礼部尚书黄道周和郑芝龙等复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先后建立了鲁王和唐王两个。　张国维、黄道周等人都主张坚决抗清，他们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这两个统治集团之间，为了争“正统”，彼此互相水火，各自的内部也纠纷很多，以致不能配合作战。清朝统治者乘机取分化离间的策略，先后诱降了鲁王拥重兵的方国安和唐王的郑芝龙。顺治三年（1646 年，隆武二年）六月， 两浙失守，张国维自杀，鲁王朱以海逃亡海上，后死在台湾。鲁王兵败后，清兵又打败黄道周的义兵，并先后占领福建的很多城市，攻灭了唐王。　这时，除去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在浙江沿海一带继续抗清外，守两广的瞿式耜、丁魁楚又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改元永历，成立了永历，朱由榔就是明昭宗，一般称为“永历帝”。永历成立的时候，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永历既要抵抗八旗兵的南下，又坚持镇压农民军，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向另一股势力——西方殖民主义者求援。永历帝登基以后，派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携带马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庞天寿两人的亲笔信前往梵蒂冈教廷求助，皇室中亦多有受洗入天主教者。南明朝廷又命当时已信仰天主教的大臣瞿式耜前往澳门借得葡萄牙兵300人和重炮数门，一度起效，但为时不久，因此不得不同意和农民军合作。　顺治三年（1646 年，隆武二年）九月，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清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尚可喜、金砺等率师自荆州南向，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溯湘江而下。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自闽南入粤攻占惠州、潮州。在这个紧急时期，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高必正、郝摇旗等人率领农民军出现在湘鄂战场的最前线。他们和驻守湖南的明军将领何腾蛟等合作，联兵抗击清军，挫败了清军的攻势。　但此时永历、绍武两朝廷争战方酣，顺治四年（1647 年，永历元年），自福建来的李成栋趁机袭占广州，杀死刚刚登基43天的绍武帝（嗣唐王）朱聿鐭，又攻打肇庆，永历辗转奔逃两广间。郝摇旗部护永历皇帝居柳州，并出击桂林的清兵。　顺治五年（1648 年，永历二年），郝摇旗、李过与何腾蛟、瞿式耜的军队，连续大败清兵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农民军也起来响应。已经投降了清朝的明将领，如江西金声桓和广东李成栋等人又背叛了清朝。永历重占湖南、两广、江西、四川、云贵七省。在清军的后方，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军都发动广泛的攻势，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的陕甘回民也在米喇印、丁国栋领导下举行了反清起义。于是南北呼应， 势相连结，在南明时期出现了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永历的当权派并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举行反攻，而是分党分派，争权夺利。以降将李成栋为首的楚党，和由永历帝亲近组成的吴党，彼此攻讦无虚日，都想援引外镇的武力来控制永历。永历内部的不团结，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顺治六年（1649年，永历三年）秋，耿仲明、尚可喜部清军越过大庾岭，再度南下，攻克南雄、韶关，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领广州。广东大部已为清军所占。孔有德军则从湖南永州南进，连下全州、桂林。顺治六七年间（1649—1650 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不屈而死。以后李过病亡，他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高必正、刘体纯等被迫率领农民军回到巴东荆襄等地，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军，拥立明韩王朱本铉为帝，年号定武（一说无此人）独立抗击清军。反清的斗争又转入低潮。

李定国、李来亨的抗清斗争

在抗清形势再度恶化，永历放弃肇庆、梧州，仓皇西奔无地容身的时候，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又出现在反清斗争的最前线。李定国是陕西榆林县的农民，从十岁起就参加了起义军，在年青时代即以“赛尉迟”的绰号闻名于张献忠的农民军中。张献忠死后，他一直坚持抗清的战争。[7]顺治九年（1652 年，永历六年）以前，李定国、孙可望等已向永历帝表示，愿意同永历联合抗清，遭到永历的拒绝。后来永历直到走投无路，才接受孙李的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顺治九年（1652 年，永历六年），李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西南苗、瑶、壮、彝各族人民所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8]，前后败敌数十万人，得到永历建立以来空前未有的大捷。同时，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而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张名振和郑成功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在此时也开始反攻，并接受永历皇帝赐给的封号，甚至兵临南京城下，形成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连顺治帝都准备逃往山海关外了。　就在此时，永历中的宦官马吉祥等挑拨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关系，党争又起，孙可望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永历八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八先生之狱”。顺治十三年（1656 年，永历十年），孙可望发动了进攻李定国的内战，兵败后投降清朝。这一切都使抗清力量大损。永历帝殉国处

清朝屡次诱降李定国，均被拒绝。[9]李定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清，没有动摇。顺治十六年（1659 年，永历十三年）正月，吴三桂攻下云南府（今云南昆明）， 永历帝流奔缅甸，李定国倾其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的追兵， 伏兵的全盘被内奸泄露，结果失败。顺治十八年（1661 年，永历十五年），吴三桂率兵入缅，永历帝被俘，被绞杀于云南府城。明年，李定国在勐腊（今西双版纳东南地区）忧愤而死。李定国反抗满洲侵略的斗争在明末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的处境在当时也非常艰苦。他们在荆襄、川东的群山中，“屯种山田，岁收麦种草绵，供粮食衣履”[10]，但仍在李来亨、郝摇旗等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清的斗争。顺治十六年（1659 年，永历十三年），李来亨等曾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在李定国败死后，清朝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围攻这支抗清的队伍。康熙三年（1664 年，永历十八年），李来亨在清兵的重围下粮尽援绝，全家自杀，这支农民军全部壮烈牺牲（详见茅麓山战役）。

郑成功的抗清斗争

当农民军在西南进行艰苦抗清斗争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抗清活动。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他们父子都在唐王为官。郑芝龙早年是著名的海盗，曾垄断东亚海域贸易，雄长于西太平洋，造成“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的现象，连葡萄牙、西班牙都要让让郑芝龙三分（事实上明末西、葡国力已一落千丈，其海上霸主地位逐渐被英国、法国、荷兰所取代），形成一股庞大的海上家族政治势力。后来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接着成为南明唐王（隆武）的太师，兼兵、工、户部尚书，封建安伯（后改平国公）。隆武帝还赐郑成功“朱”姓，封忠孝伯，这就是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的来历。后来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则继续抗清。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据点， 曾先后围攻福州，攻克台州。清廷曾以靖海将军加授澄海公招降，遭到他的严词拒绝。顺治十年（1653年，永历七年）被南明永历皇帝册封为“延平郡王”。顺治十六年（1659 年，永历十三年），郑成功联合浙江张煌言等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 直达南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四州三府二十四县。他们的行动与李定国的起义军遥相呼应，使清廷大为震动。但由于战略上的错误，郑成功在南京被清兵所击败。　为了建立根据地，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永历十五年）率大军在台湾登陆，次年，赶走了窃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郑成功在台湾设置承天府，建立行政机构，奉南明永历正朔，招徕大陆难郑成功像

民，屯田垦荒，又派遣汉族“农师”向高山族人民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久郑成功逝世，其子郑经袭延平郡王位，并奉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郑氏在台湾建立的又被称为“明郑”。　郑成功的抗清势力一直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甚至有人提出清顺治帝就是被郑成功军的大炮击中而死的。[11]台湾明郑势力也确实给大陆明朝遗民一丝希望。当时著名遗民诗人屈大均曾有诗云：“中华余一岛，正朔在重溟。望断黄龙舰，风帆似水萍。”（《经阳江电白边界感赋》）就反映了这一点。因此满清为了消灭明郑势力，一方面下达“迁界禁海”命令，逼迫沿海百姓后撤30里，焚烧所有船只，停止一切海上贸易，“片板不许下海”；又多次派人同明郑集团议和，但因为某些条款（如剃发易服）未达成一致而招致谈判破裂。清还企图勾结荷兰瓜分台湾，曾和荷兰殖民者一道屠洗了思明州（今厦门）的军民，然而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因而明郑也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康熙十二年（1673年，永历二十七年），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又先后起兵反清，这就是所谓的“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尚之信起兵广东，耿精忠起兵福建，郑经也乘势攻占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吴三桂等三人都是汉民族的败类，他们起兵的目的是为了与清朝分割土地，因而他们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三藩的叛乱历时八年，为清兵所平息，而郑经也退回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永历三十七年），清朝派汉人降将施琅大举进湾，郑成功孙郑克塽战败投降，监国朱术桂自杀，坚持了四十年的反清武装斗争至此以失败而告终。清王朝也最终确立了在中国的统治。

你们认为多尔衮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呢？请赐教！

这个人就是大清国的“诸葛孔明”范文程。大家可能都知道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谋略很多，能以文抗武，其实范文程比其他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后人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呢？因为范文程对清朝而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清朝打败明朝，进军中原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没有范文程，有没有清朝数百年的统治都是未知数。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什么我们几乎没听说过他呢？其实，熟悉早清历史的人一定会知道他，只不过我们都在看康熙以后的故事罢了，本质上，范文程是明朝人，不知道是劝降还是自己主动归顺，他跟随了大清的队伍，从努尔哈赤时期就在为清朝的大业出谋划策。可惜努尔哈赤看不上这样叛国的人，所以一直默默无闻。

但是皇太极不同，他看重范文程，并且委以重任。当时，皇太极许多作战的和决策都是在范文程指导下做出来的，这也是皇太极后来能够打下基业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皇太极和祖大寿对战的时候，是范文程出的反间计，让皇太极转危为安，他的战争谋略无人能及。

除此之外，山海关大战等有利于清朝建立基业的战役都是他献计献策完成的，没有他，清朝统一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后来多尔衮摄政，他惧怕范文程，所以一直在想办法剥夺范文程的权利，聪明的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于是偷偷的借病放权，归隐于民间，保住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为何我们后来不知道他的原因。

何谓：清帝入关？

多尔滚，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男人

在他之后，皇帝们都是长在深宫，脂粉气太重，而康熙皇帝，也已少了许多祖先的豪气，成了汉家天子，只是玩弄权谋，已不再有开国列王们的众横天下的英武之气了！

“清之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

“清饶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是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唯范文程，降臣中唯洪成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

“文程之文......，以其暴露清军以往之态度，尚非有成大业之志向，必为后来之所讳言也。以今之前，武力劲矣，招降纳叛之道得矣，惟要结关内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钞掠，自不能恤人之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为言，多尔衮深纳之，此为王业之第一步。”

“十三日庚午次过河，已知贼陷京师，多尔衮能听受，则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质也”

“固知天聪以前，清国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崇德改元以后，亦未见若何改观。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师，居然大异于蛮夷寇盗。多尔衮于征朝鲜时，在满洲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

“以上见摄政王之所为，皆为文程之所拟也。其尤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则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乐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赋为祖训，为定制，此则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与契合可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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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

清军攻破山海关,进而入主中原.

攻破山海关叫做入关

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清太宗皇太极死，其子福临即位，是为清世祖。时福临年幼，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辅政。崇祯十七年四月初，清大学士范文程上“进取中原”策。四月七日，清廷即调满，蒙、汉兵，几乎倾巢出动，由摄政王多尔衮率领南下。此次清军的行军路线，仍用过去入关侵明的者路，即绕过山海关，由长城突入。四月十五日，清军进至翁后(今辽宁阜新附近)，接到镇守山海关的明辽东总兵吴三桂的“乞师”书，立刻改道向山海关进军。山海关，依山临海，形势险要，是明代万里长城东部的”个重要关口，历来为兵家所争之战略要地。吴三桂，明末任辽东总兵，封平西伯。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时，他已率精锐入山海关，李白成曾对其招降，不允，双方发生激战。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数干骑兵进逼山海关西罗城下，城北翼一支明军起义归顺李白成，山海关城陷在即。四月二十二日，清军疾驰至山海关，吴三桂开关迎入。在吴二桂与清兵两军合力下，李自成起义军寡不敌众，只好撤退，于是山海关大门洞开，清军大批进关驰入中原，不久清朝代替了明朝的统治。

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即爱新觉罗·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大妃乌拉纳喇氏出，与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五子多铎为同母生。十一年，封贝勒。天聪二年，晋固山贝勒。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睿亲王。三年，降郡王。六年，以功复亲王。顺治元年，授皇叔父摄政王。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七年十二月初九病死于喀喇城，年三十九岁。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八年二月，发多尔衮生前谋篡大位之罪，诏削爵，撤庙享，并罢孝烈武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官。乾隆四十三年复宗籍，还爵。

一岁 1613年2月，阿巴亥的母国即海西女真乌拉部被努尔哈赤所灭，所幸努尔哈赤对母亲阿巴亥非但宠爱未衰，还更增了几分。

四岁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迁都抚顺。

九岁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分封八旗。多尔衮与弟多铎被合立为一个和硕额真，同掌一旗。这是多尔衮参与到后金政治架构中的第一步。

十二岁 公元1624年，娶蒙古科尔沁部十四岁的博尔济吉特氏为妻。

十三岁 公元1625年，后金国迁都沈阳。

十四岁 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足以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多尔衮晋贝勒；农历八月十一，努尔哈赤死；次日，农历八月十二，大妃阿巴亥生殉；农历九月一日，皇太极登汗位，宣布将多尔衮、多铎兄弟二人“恩养”于宫中，交由大福晋照看。

十六岁 天聪二年（1628），从后金汗皇太极征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获敖木伦（今大凌河上游）大捷，俘众万余，以功赐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的统帅），封固山贝勒。

十七岁 天聪三年（1629），从皇太极自龙井关（今河北遵化东北）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围攻北京，败山海关援兵于蓟州（今天津蓟县）。

十八岁 天聪四年（1630），还师先行，再败明军。

十九岁 天聪五年（1631），初设六部，受命掌吏部。参加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之战，率先冲击，勇胜明总兵祖大寿部。与贝勒阿巴泰等奔袭锦州，击败出城明军。

二十岁 天聪六年（1632），与贝勒济尔哈朗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西南黄河岸俘蒙古部众千余。

二十一岁 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问进军方向，力主以征明为先，奏言乘机入明边、围北京，被纳。

二十二岁 天聪八年（1634），纵掠山西等地。

二十三岁 天聪九年（1635）二月，任统兵元帅，贝勒岳托、萨哈林、豪格等为副帅，以正黄旗固山贝勒纳穆泰为左翼，以吏部随政图尔格为右翼，统兵万余招抚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子额哲，深入青海却只围不攻，秋毫无犯，怀之以柔，耗时半年，而终使察哈尔十万兵马投诚，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随率林丹汗的众后妃与其子额哲班师还朝。回军途中掠山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斩六千余人,俘获甚众。九月五日，凯旋大军班师过辽河，皇太极亲率众福晋、贝勒及文武群臣出迎数十里。

二十四岁 清崇德元年（1636），晋封和硕睿亲王。为配合武英郡王阿济格进关攻明,受命与多铎率兵攻山海关,以牵制明军。继从皇太极进兵朝鲜（今朝鲜、韩国）。

二十五岁 清崇德二年（1637），同肃亲王豪格进克江华岛（今属韩国），迫使国王李?请降。

二十六岁 清崇德三年（1638），监筑辽阳、都尔鼻城（今辽宁彰武）,治盛京（今沈阳）至辽河大道。旋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四旗兵与扬武大将军岳托所率右翼军大举入关攻明，越北京至涿州（今属河北），分兵八路，乘虚掠山西及保定（今属河北）地区，击败明总督卢象升部。继破济南，掠天津等地，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座，俘掠人口二十五万余。

二十八岁 清崇德五年（1640），率兵参加松锦之战，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轮流充任前方统帅，以筑城屯田、围城打援之策，进围锦州，败明军于宁远（今辽宁兴城）、杏山（今凌海西南）、松山（今锦州南）间。

二十九岁 清崇德六年（1641），以私遣甲兵归家罪，降为郡王，被罚银万两。后两次围锦州。

三十岁 清崇德七年（1642）二月，参加松山决战，大败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所统八总兵十三万人，俘洪承畴。三月，迫前锋总兵祖大寿献锦州城降，获松锦大捷。 进克塔山（今葫芦岛东北），歼明军七千余人，再破杏山。师还复亲王爵。

三十一岁 清崇德八年（1643），在皇太极卒后，立年幼福临为君（是为顺治帝），与济尔哈朗联合辅政。旋称摄政王，实掌军政大权。

三十二岁 顺治元年（1644）四月，以奉命大将军率阿济格、多铎等统满、蒙、汉军十余万攻明。在山海关东威元堡诱降前往乞师的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约十万（一说六万）。五月攻取北京，确定迁都于此，以武力统一全国。制定了先攻农民军，后灭南明，联合汉族官僚地主势力，以汉治汉的方略。六月，分遣部将抚定山东、河南、山西、天津等地，拱卫京畿地区。遣辅国公吞齐喀等赴盛京奉迎顺治帝至京。致书南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劝其削藩称臣。十月，受封叔父摄政王。旋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大顺军于陕西。

三十三岁 顺治二年（1645）初，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统领，率准塔、谭泰等代豪格征山东。三月，命多铎分兵三路南下，四月屠扬州，五月占南京，于芜湖（今属安徽）俘弘光帝朱由崧，相继灭亡弘光、隆武等南明。晋封皇叔父摄政王。六月以剃发令激起江南各地民众的反抗，相继派兵镇压。闰六月，命兵部尚书洪承畴等经略江南及粤、赣、闽、湖广、云贵等地，以攻抚之策相继平定江南。

三十四岁 顺治三年（1646），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攻四川大西农民军。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征闽、浙。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师征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同耿仲明等率师征湖广。十一月，部将豪格部于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大西农民军首领张献忠。

三十五岁 顺治四年（1647），修成《大清律》，命颁行全国。七月，罢济尔哈朗辅政，独专朝政。

三十六岁 顺治五年（1648），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征讨降而复叛的原明将领、江西总兵金声桓。调户部侍郎额色率兵协助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镇压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命吴三桂镇守汉中。为排斥异己，迫害豪格致死。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器。命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大顺军将领李过、高一功部。十一月，晋封皇父摄政王。

三十七岁 顺治六年（1649），两次率师亲征降而复叛的大同总兵姜镶，克浑源（今属山西）等地。同年，弟多铎、嫡福晋、长嫂孝端相继去世。

三十八岁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病卒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先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不久，追论生前谋逆罪，削爵。

乾隆四十三年（1778），复睿亲王封号。距其去世已128年。

少年时期

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努尔哈赤一共有十五个儿子，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他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作继承人。可那时多尔衮才十五岁，年纪太小。八子皇太极依仗自己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夺得了继承权。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青年时期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

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

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

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 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 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编辑本段]争夺汗位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攻占北京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①。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统中原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

发病而死

多尔衮因为在和明朝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中劳累过度，元气大伤，得了三种病症：第一种是怔忡之症，第二种是中风前兆，第三种是咯血症。入关后更是“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以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等猎于边外”。十二月九日，多尔衮因坠马，膝盖受伤，涂以凉膏，竟于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享年只有39岁。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追尊他为义皇帝，庙号成宗。谥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多尔衮的葬礼依照皇帝的规格举行，埋葬在北京东直门外(今新中街三条3号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