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注范文澜研讨_文心雕龙注范文澜

1.范文澜其人

2.辨洁的引证解释辨洁的引证解释是什么

3.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什么？

4.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的作者是谁?

叶长青（1899—1946？），本名俊生，字长青（又作长清、长卿），以字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付梓印行于1933年的《文心雕龙杂记》，是他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对《文心雕龙》逐篇加以校注（仅《议对》《才略》两篇未曾论及），内容包括主旨阐发、文字校勘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征引和驳正。尽管其内容稍显单薄，分析尚欠周详，但依然是现代龙学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然而由于此书原为私人自印本（版权页上所署发行者为“福州铺前顶程厝巷叶宅”），故流传未广，知者寥寥。目前仅见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对书中议论多有征引，而诸多龙学史专著却并无论及。本文拟钩稽相关史料，对其撰述背景和学术特点略作绍介平议。

一

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科目内明确列有“古人论文要言”，规定授课内容为“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说明《文心雕龙》等传统诗文评著作已经被正式纳入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之中，用于进行专业的文学教育。根据1933年编纂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在该校当时的课程表中，选修科辞章类的“文学批评”一项里确实依照规定列有《文心雕龙》这门课程。由此不难推知，《文心雕龙杂记》原本是叶长青为教学之需而编著的一部讲义。

《文心雕龙杂记》卷首冠有陈衍、黄翼云所撰两篇序言，对此书多有褒奖。陈氏在序中说：“长青富著述，近又出视《文心雕龙杂记》，其所献替，虽使彦和复生，亦当俯首，纪河间以下毋论矣。读刘著者，可断言其必需乎此也。”推重此书议论精当，不但刘勰应当俯首拜服，纪昀等前代研究者更是相形见绌。黄翼云在序言中也同样提到：“长青叶先生劬学嗜古，著作甚富，迩笺《诗品》方毕，复取敦煌古本正今本刘著之舛误，使读者晓然于缣帛时代因传钞而脱漏，而臆改，致失其真，为之疏通证明，归于完善。更举诸家评本札记，矫其偏颇。其研虑之精，条举之密，皆至惬当可传。”对其在校勘、疏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为称赏。然而揆诸事实，却令人感到两人所言均有揄扬失当之嫌。叶氏虽然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对《文心雕龙》加以勘订，却仅是罗列异同而并未判定是非；虽然征引过明清以来多家论说，但自己所做评断阐发其实并不多。陈、黄两位如此推许，固然有出于礼节考虑而不得不加以溢美的缘故；不过与此同时，恐怕还应该注意到此书原属于课堂讲义，其主要作用是为课堂讲授提示线索，在具体授课时，教师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借题发挥。因而只需粗陈梗概便已足够，并不要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对此书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前提。

陈衍此前对叶长青还有过另一番评价，因为涉及到《文心雕龙杂记》的学术渊源，值得再做分析研讨。他在1931年与前去拜望的钱钟书闲谈起叶氏，称其“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叶氏所著颇多鄙薄贬斥，就和自己在书序中的论调截然相反。其称赏固然多有溢言虚美，其苛责也不尽符合事实。叶氏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确实因为喜好诗文、勤于治学而经常向时任厦大国文系主任的陈衍问学请益；而叶氏至无锡国专赴任后不久，就向校长唐文治大力推荐，聘请陈衍担任该校专任讲师，足见师生之间情谊颇深。在编撰《文心雕龙杂记》的同时，叶氏另著有《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同样作为授课时使用的讲义。陈衍所说的“《文心雕龙》《诗品》二注”，显然就是指这两部书而言。在《钟嵘诗品集释》中确实引述过陈衍的不少意见，书后所附《引用各书书目及著者姓名》中，也列有陈氏所撰《钟嵘诗品平议》和《诗学概论》。但在《文心雕龙杂记》中，却并无一言提及陈衍。就两人的关系而言，如果叶长青确实参考过陈氏的论著，绝无可能故意干没，或是讳而不言；陈衍更不会在序言中漠然置之，隐忍不言。因此，陈氏所谓“拾余牙慧”，只是指《钟嵘诗品集释》而言，《文心雕龙杂记》不过是连带而及罢了。

尽管《文心雕龙杂记》并非如陈衍所说的那样“拾余牙慧”，可的确参考过不少前人论著。仔细寻绎书中透露的诸多线索，结合叶长青的治学经历，也可以藉此大致考见其学术渊源。叶氏世居福建，叶长青自少及长又都在厦门求学，故与福建籍学者多有联系。《文心雕龙杂记》中征引最多的是籍贯同为侯官的吴曾祺所撰《涵芬楼文谈》。吴氏早年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协助筹建涵芬楼图书馆，不但利用馆藏编纂《涵芬楼古今文钞》，还“就平生所得笔之于编”，汇为《涵芬楼文谈》。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道：“昔刘彦和著《文心雕龙》-书，极论文章之秘，识者以为知言。”所发议论也每每依傍刘勰之说加以引申发挥。叶长青早年问学于吴曾祺，吴氏在为其所著《闽方言考》（中华书局1922年版）作序时，格外称许他“年少耆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足见对其青睐有加。《文心雕龙杂记》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先师吴翌亭先生”，且对其议论深表赞同，没有任何批评商榷。另一位受到叶长青推崇的福建籍学者则是林纾。林氏所著《春觉斋论文》系统研讨文章写作之道，推崇《文心雕龙》为“最古论文之要言”。叶长青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林畏庐太世丈”，也未曾有过任何指摘商讨。

除了吴、林两位前辈乡贤，《文心雕龙杂记》中还征引过不少近现代学者的意见，同样能透露出特定的学术因缘。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和刘师培，相继讲授过《文心雕龙》，并分别有《文心雕龙札记》和《文心雕龙讲录》流传于世。叶长青在1927年时考取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尽管黄侃早在1919年就已离开北大，刘师培也在同年辞世。但就常情推测，叶长青对北大知名教授的论著不会不加以特别的关注，对两人论说多有引述也在情理之中。另如在1927年至1936年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的钱基博，和叶长青有过一段较长的共事经历。钱氏也开设过《文心雕龙》课程，其《文心雕龙校读记》虽然要到1935年才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的第十种正式出版，但叶长青在《杂记》中已经引述过其中不少片段，并称其为“吾友钱基博”，从中不难推想双方交谊之深厚。

在征引前代各家论说时，叶长青并非全盘接受，有时也会加以补正辩驳。清人纪昀所评《文心雕龙》在后世影响深远，叶氏在借鉴参考之余，也对其疏失提出过批评。如《文心雕龙·练字》篇强调撰写文章时，必须做到“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针对“调单复”一项，刘勰分析说：“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所谓“单复”“肥瘠”，当指文字笔画的繁简；所谓“累句”“积文”，则指笔画数相近的字积聚在一起。而纪氏有评语道：“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误解了《文心雕龙》的行文脉络，将此与刘勰在讨论“权重出”时所说的“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混为一谈，以为“复”指前后文字重复，而“累”指牵累拖累。叶长青对此加以指正：“‘单复’论字画之繁简，其病相等，无所谓小大。‘累句’与下‘积文’相对，‘累’读上声。纪氏误为去声矣。至‘两字俱要，宁在相犯’，乃重出之事，与此条何涉？”要言不烦地匡正了纪昀的疏漏，对于确切了解原文颇有助益。

晚清孙诒让所撰《札迻》是校勘学名著，其中涉及《文心雕龙》的虽仅有十余条，却以考订精审而著称。《文心雕龙·奏启》篇末赞语有云：“皂饬司直。”孙氏有校语云：“‘饬’，疑当作‘袀’。《续汉书·舆服志》云宗庙‘均服袀玄’，刘注云：‘《独断》曰：“袀，绀缯也。”《吴都赋》曰：“袀，皂服。”‘皂袀’，即‘袀玄’也。”今人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均纳其说。叶长青在引述其说后则有按语称：“孙说非是。袀为戎服，何与奏启？”所云“袀为戎服”，系据顾野王《玉篇》所释。而作为孙诒让重要佐证的左思《吴都赋》注，其正文原作“六军袀服”，据李善注：“《左氏传》曰：‘袀服振振。’”所引《左传》见僖公五年。而今本作“袀服振振”，杜预注：“戎事，上下同服。”陆德明《释文》：“均，如字，同也。字书作袀，音同。”可见叶氏提出的疑问确然有据，而孙氏所作校改颇为牵强，不能轻易信。

除了纪昀、孙诒让等前代学者，叶长青对同时代学者的意见也时予商讨。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夸饰》篇中全文引录章太炎所撰《征信论》，认为“其于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以供参镜”。叶氏对此颇不以为然，强调说：“夸饰乃文章应有之事。黄侃引其师章君《征信论》以释兹篇，殊为未当。征信辨事实之情伪，何与夸饰？所谓‘酌诗书之旷旨，剪杨马之甚泰’者，酌剪而已，夸饰又安可废哉？篇中历举汉赋，意在惩侈，亦其旨也。”认为章氏论旨与刘勰并不相同，不能任意附会。另如《文心雕龙·乐府》曾提及汉武帝时“朱马以骚体制歌”，前人对此并无诠说。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讲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中依据《汉书·佞幸传》所载“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认为此处“‘朱马’当是‘司马’之误”。叶氏则辩驳道：“近人范文澜谓‘朱马’当为‘司马’之误，非也。唐写本正作‘朱马’，下文‘缪朱所致’一语，亦可证。”根据唐写本指出范氏之说不可信从，且从书中寻找内证来证成己说（按：叶氏所言“缪朱所致”亦据唐写本，今本《文心雕龙》作“缪袭所致”）。范氏后来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也参酌陈汉章的意见，修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认为“朱或是朱买臣”，“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然。唐写本亦作‘朱马’，明‘朱’非误字也”。叶氏的研讨虽不及其细致深入，所作判断则准确无误。

二

除了援据诸家议论，间或加以商榷驳正之外，叶长青对前人忽略的地方也时有措意，或诠释全篇要旨，或分析文句含义，或校订文字讹误，都有一些较为独到的心得，值得参考借鉴。兹各举一例，略作阐述。

刘勰在《序志》篇中交待《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的结构特点，“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知除《序志》篇相当于自序而可暂置勿论外，第四十九篇《程器》实际上处于全书殿后压阵的位置，其作用无疑不容小觑。但前人往往未能尽窥其深意，纪昀就浮泛地以为“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叶长青对此篇的性质和作用做了更为周详缜密的分析：“兹篇为本书之终篇。四十八篇以上，文之体用具矣。殿以《程器》者，体用，华也；程器，实也。无器何有于用？孔门四科，首德行而末文学，故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德行为文之本，有德有文，相得益彰；无德无文，徒为文过济恶之资。宇宙间何贵有此文哉！然则以上四十八篇，与兹篇等量齐读可也。即先读兹篇，而后读四十八篇亦可也。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所以求道。彦和首《原道》而终《程器》，示我周行矣。”首先从华实相辅的角度，认为此前的四十八篇具体阐明作文的宗旨和技巧，而《程器》则论述文人的品德和识见，应该等量齐观，相互参酌，方能相得益彰。其次又从道器贯通的角度，认为《程器》篇与首篇《原道》遥相呼应，体现出刘勰对文学创作的终极要求，以及在结构安排上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研讨言之有据，鞭辟入里，颇能启人深思。在此之后，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等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更是整段迻录这番议论，足以说明叶氏在此颇有见地。

刘勰在讨论各体文章的写作之道时，会逐一追溯其源流嬗变。由于涉及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又都需要归结至“文能宗经”的主旨，有时不免令人颇感费解。如《论说》篇提到“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并举毛苌、孔安国、郑玄、王弼等各家经注为例，认为这些著作“要约明畅，可为式矣”。然而注释典籍毕竟和撰作文章的情况不同，刘勰所言似乎颇为牵强，纪昀就认为“训诂依文敷义，究与论不同科。此段可删”。叶长青则细予考辨：“注释者依文敷义，分别训诂，文虽散杂，然总会全注则论矣。《世说新语·文学》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可证。又《朱子语类》：‘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作文。’亦可证。”不但从体式上推究刘勰立论的依据所在，指出将典籍中分散的注释整合连缀，仍然具有“论”体的特点，还援引《世说新语》中的事例和《朱子语类》中的议论作为佐证，对于准确理解刘勰的原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便迻录了这段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文心雕龙》版本繁多，讹脱误衍的情况较为严重。叶长青虽然利用唐写本做过了一些文字校订，但受客观条件所限，或许也与课程性质有关，并未广搜各本，详勘异同。不过他对文字学、训诂学一直都持有浓厚的兴趣，此前就撰有《闽方言考》《文字学名词诠释》等。在《文心雕龙杂记》中，也偶尔可见他针对文字校订所做的探讨。如《序志》篇中有云“虽复轻毛发，深极骨髓”，叶氏有按语云：“‘’疑作‘釆’。‘釆’，辨也。‘釆’‘’形近而误。此即‘毛举其目’之意。”虽然并没有版本上的直接依据，但形近致误的情况在《文心雕龙》中并非鲜见。叶氏在此适当运用理校，所述似也不无可取之处。

三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叶长青先后开设过不少专书研读课程，除了《文心雕龙》之外，还有《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并撰有《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和《汉书艺文志问答》等相关著述。在这些不同领域的深造自得，也推动了他对《文心雕龙》的细致研究，彼此之间构成前后贯通、相辅相成的关系。

《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剪裁排比各家论说，间或加以按断，基本反映了当时《诗品》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最高水平。由于《诗品》与《文心雕龙》同时出现于齐梁时期，后世学者往往会对两者加以比较，叶氏当然也不例外。如刘勰在《明诗》篇中历数诗歌发展的源流递嬗，《文心雕龙杂记》中就屡屡引录钟嵘《诗品》作为参照，并有按语称：“彦和、记室，各有短长，此自仁智之见耳。”又如在《事类》篇中，叶氏征引《诗品序》中“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等议论，指出“语虽论诗，实与彦和相发。兹篇亦针砭时弊者”。既提示读者比较刘勰、钟嵘意见的异同，又指出双方殊途同归的特点。

《文史通义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版）甫一出版，就得到过唐文治“文词博雅，意义纯正”（《文史通义注》引“唐蔚芝先生评”）的佳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推溯《文心雕龙》的学术渊源，认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叶长青在《文心雕龙杂记》的《原道》篇中征引其说，又批评道：“章氏此说，未免厚诬彦和。《文心》开宗明义已揭橥文德，而《论衡》所著尚属在前。至谓本陆机而立论，尤为无据。《序志》篇固讥士衡‘照隅隙而鲜观衢路’也。”一方面指出章氏闻见不周，王充在《论衡》中对“文德”早有论述；另一方面则批评章氏立论偏颇，刘勰对陆机并非全盘承袭，而是多有批驳。其后在《文史通义注》中，他也同样强调“刘氏《文心》非所取于陆氏，章氏误矣”，两处所论恰可比观参照。尽管有时在《杂记》中并未明言，其实也参考过章学诚的意见。如《文心雕龙·杂文》篇在追溯连珠体的缘起时说：“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叶氏有注释说：“《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这个看法实际上就本自《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叶氏在《文史通义注》中又针对章氏的这个意见施加按语说：“今韩非书无‘连珠’之目，《文选》注：‘傅玄叙《连珠》曰：“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对于了解“连珠”体的发展嬗变也可作为参考。

《汉书艺文志问答》最初在1936年至1937年的《国专月刊》上连载，至1940年才结集成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叶氏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对其研讨《文心雕龙》同样多有裨益。如《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到：“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有“《荆轲论》五篇”，据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可见司马相如所撰究竟是“赞”还是“论”，刘勰和班固的提法并不一致。由于原作早已散佚，也无法做出判断。近人李详在《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中说：“详疑彦和所见《汉书》本作‘荆轲赞’，故入《颂赞》篇。若原是‘论’字，则必纳入《论说》篇中。”认为刘勰所见《汉书》与今本文字不同，试图以此来折衷调和“论”“赞”之间的差异。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讲录》中则索性不予深究，认为司马相如之作“究为论为赞，今不可考”。叶长青在《杂记》中虽然引录李氏的意见作为参考，但并不认可，而是另作辨析：“论赞之论，与论说不同。相如曰论，班固曰赞，其实一也。果如李氏所言，则王隐曰议，刘昞曰奏，将入《奏启》《议对》之篇耶？”指出《荆轲论》之“论”当指“论赞”而言，因此“论”“赞”二者并无差别，班固和刘勰之间并无矛盾。他所举证的“王隐曰议”云云，实际上出自刘知几《史通·论赞》篇。刘氏指出历代史著中所附论赞的名称并不一致，“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叶氏借此来反驳李详的说法，自然极有说服力。其后在《汉书艺文志问答》中又涉及这一问题，叶氏再次强调“论、赞同实异名”，并明确征引《史通·论赞》篇作为佐证，和《文心雕龙杂记》所述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知叶长青在治学方面涉猎颇广，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潜心钻研，为其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借鉴。而在具体讲授《文心雕龙》《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各种专书时，既可以各有偏重，又能够彼此参证，形成前后贯通、相互交织的学术视野。这不仅是《文心雕龙杂记》卓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叶长青在治学方法上对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范文澜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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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简介

(公元1893-1969年)

字仲潭，浙江绍兴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他出身子世代读书的家庭。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O六年，范文澜在私塾读书。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入文本科国学门。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

一九一七年范文澜大学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一九一八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等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不久失掉联系。一九二七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五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一九三O年九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而逮捕，经入营救获释。暑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十一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一九三三年暑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一九三四年暑后，又被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一九三五年，在中法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一九四0年一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一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一九四七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八年七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九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九五O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五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九年，当选为中国***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于北京。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群经概论》。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此外，范文澜还于一九二九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一九三五年写过-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

抗日战争以后，范文澜加入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学术上也迈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册只完成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一九四六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接着，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九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根据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二编(秦到南北朝)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第三编第一、二册(隋唐五代)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共约一百一十万字。第三编第三、四册：(辽宋金元)及第四编。(明到清战争以前)已准备修订，可惜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范文澜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大段：(一)一八四O--一八年(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二)一八--一八九五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三)一八九五--一九O五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四)一九O五--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大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封建矛盾尤为发展。第二大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较为突出。第三大段包括反帝一个主要矛盾。第四大段包括反封建一个主要矛盾。"研究中国近代史，以上述各个主要矛盾为基础，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了解历史的全貌。"《中国近代史》虽未写完，但范文澜留下了他对这段历史的完整看法。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近代史研究所同人选录他的文章十七篇，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四组，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作纪念

范文澜主要著述简介

1、 中国通史简编（延安本，暂缺）

2、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4册)

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1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 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本书在"中国通史"的著作史上，具有开创作用。其特点在于：第一，肯定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第二，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夕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伟大传统。第三，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阶段。进而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说明它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处于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与旧史学是古非今的观点划清了界限。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丰富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为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它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1950年以后完成的4册修订本，除保留了旧本的这些特点外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强调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应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对曾建立过的少数民族，如资料较多，便立专节专章，使之与汉族王朝并立。在论述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时，力求摆脱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公正论断。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予以充分肯定。第二，重视文化史的描述。各个朝代都有论述文化的章节，尤以文学方面的描述最为精彩。此外，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对天文、历算、医学、博物、水利、矿冶的成就，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三，尽量吸收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旧本说周口店"北京猿人"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修订本则及时吸收"丁村人"、"山顶洞人"等新发现，说明由"北京猿人"到现代人进化的过程。修订本还专立"原始公社的遗迹"一节，．叙述了新石器时代的各重要遗址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远祖作了概括的说明。第四，根据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克服了旧本中的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王克奇)

3、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 彩色地图1幅 黑白插图6幅。

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

在1840年之前的中英贸易中，成为决定性的商品。随着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输出量逐年增大。中国封建统治者阶级腐化堕落，无法阻止大量白银因输入而逐年扩大外流。最后必须一战，战败者是满清王朝。在统治阶级腐败堕落、投降外国侵略者、大量出卖民族权利的时候，中国产生了反英反满的人民武装。反英武装一部分是人民自发的组织，一部分与反英的地主官僚合作，受他们的领导。反满武装一般都是人民秘密的组织。反英武装发展为反帝运动，反满武装发展为反封建运动。战争后，外来资本主义的新式剥削，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使数千年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合成一体的社会机构开始在某些地区趋于瓦解，更严重的是促迫满清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增加对人民的剥削，致使战后10年间，中国社会骤然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动荡。新的人民反封建运动，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发生了，而揭开这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0年一1873年)。为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外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战争(1851年至1861年)。战前的统治集团内部，疑忌"外援"的顽固派掌握大权；但这场战争使顽固派产生分化。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占据了优势，开展了所谓"自强"的洋务运动。第二次战争导致了第一次割地狂潮(1862年至1894年)。为重新瓜分中国，日本又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导致了第二次割地狂潮(1894年至1898年)。这时期，清朝内部发生了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即戊戌变法(1895年至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1895年至1901年)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姜静楠)

4、捻军(全6册) 范文澜等编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万字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全书共分6册，包括3大部分：第1部分是专著综合，包括：．平捻篇、求阙齐弟子记、淮军平捻记、霆军纪略、磨盾记实、两淮戡乱记，另还有附录篇，有星烈日记汇要、鸿雪因缘图记、茌邑吉悬、斯未信齐文编、蒋子潇先生运集、王文直公遗集、宦豫纪事、蒙难追笔，等等。第2部分是活动地区，记载捻军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地的活动情况。本书第2、3、4册辑录这部分的资料，选录了各省的一些县志，还有豫军纪略、河南军情探报、山东军兴纪略等专著。第3部分是函牍文集。第5、6册辑载，共50篇，包括：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刘武慎公遗书、养晦堂文集、养知书屋文集、马中丞遗集、十三峰书屋文集、李文清公遗集、空青水碧齐诗文集、思贻堂集、退补齐诗文集、实其文齐集、坚白齐集、知止齐遗编、周憩亭集、清麓文集、损其先生全书、臣鼐致李鸿章函、学吕致学剑楼主人书、僧某致芝生书、远志齐稿、望三益齐诗文抄、潘方伯公遗稿、心白日齐集、百柱堂全集、知止堂集、麓生诗文合集、无梦轩遗书，等等。本书书首附有"捻军资料丛刊徵引书目"，注明卷数、著者、出版时期，有的还略注解题。在选辑的各篇文字之首，还注明了它在原书的卷页次第，查阅比较方便。

捻军是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中国北方兴起的声势比较大的农民起义武装，在南方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天地会。太平天国初期，一部分天地会员是同捻军合作的，但捻军的活动区域和太平天国革命军相距太远，因此，同太平天国并没有什么联络，但当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长江下游时，天地会与它分道扬镳，而捻军却和它结合起来，互相呼应。在天京陷落后，有一支太平军正式加入捻军，共同活动了3年多。捻军前后活动近20年，纵横安徽、河南、山东、直隶、陕西、山西、湖北等省，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满清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和扩展，通过它可以看到当时农民起义的普遍性和坚强性。本书选录的资料非常全面，内容比较丰富，是研究当时捻军活动的重要史料，同时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军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什么？

辨洁的引证解释是：⒈亦作“辨_”。明白简洁。引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议对》：“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_为巧。”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_相参。”范文澜注：“辨_，犹言明约。”。

辨洁的引证解释是：⒈亦作“辨_”。明白简洁。引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议对》：“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_为巧。”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_相参。”范文澜注：“辨_，犹言明约。”。结构是：辨(左中右结构)洁(左右结构)。注音是：ㄅ一ㄢ_ㄐ一ㄝ_。拼音是：biànjié。

辨洁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

一、词语解释点此查看详细内容

1.亦作"辨_"。2.明白简洁。

二、网络解释

辨洁辨洁是一个汉语词语，读音是biànjié，亦作“辨_”。

关于辨洁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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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的作者是谁?

《文心雕龙》的作者是刘勰。《文心雕龙》约写成在齐末（501年左右）。全书10卷、50篇。分上、下编，37000多字。

前25篇除《原道》、《宗经》等5篇为总论外，其他如《明诗》、《诠赋》等20篇主要是阐明各类文体的特点及其发展概况。

后25篇中， 《神思》、 《风骨》等篇为创作论，《知音》、《才略》等篇为批评论，最后一篇《序志》说明作者创作的目的和部署意图。

学术价值

全书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艺术构思、结构安排、文学语言、声律技巧等方面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尤注重批评家的学习修养；还提出了对历代文风继承变革关系的探讨。

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推向了新阶段，成为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体系最完整、结构最严密的巨著。但强调“徵圣”、“宗经”，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在论及丽辞、用事、声律等问题时，也未能摆脱当时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轻视民歌、，对一些作家评价不当。如对陶渊明一字不提，是其明显的缺点。注本以范文澜注最详赡。

《文心雕龙》的作者是南朝刘勰。该书成书于齐代，书名是“文章写作精义”的意思。全书共五十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为总论，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最后一篇《序志》是自序，介绍了写作的动机、宗旨和全书的结构。

文本价值

各个部分之间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呼应配合。基本思想在各部分表现得非常明确，构成了全书相当完整的体系。所以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称赞这本书“笼罩群言”，“体大而思精”。它总结了南朝齐以前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经验，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的新纪元。

即使在今天，其中不少精深之见，仍然很值得重视。但由于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过于尊崇儒家经典，书中难免有一些局限之处。今人范文澜有《文心雕龙校注》最详瞻，1951年中华书局出版(上下册)。另有周振甫选译三十五篇，分上编十篇，下编二十五篇，亦可参考。